中国经验与特色
秦朔:我在上海访问阎炎的时候讨论过一个问题,在中国做VC和PE,有一些中国特定的规律和经验,不是简单地拷贝国外经验就行的。上个世纪末,麦肯锡还在帮中国的一些公司写商业计划。而当时国外的很多投资者都是空中飞人,飞来飞去找项目,但现在已经有一批既懂得海外市场,又了解本土的投资者。我觉得你们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,你们觉得中国的VC跟PE,相比海外同行的特点在哪里?我们的中国经验究竟在哪里?
宋安澜:VC很重要的一点,就是和我们的投资人(LP)沟通。我们要让他们知道,现在中国很多好企业,企业家对外沟通能力不是特别强。我们清楚地知道怎么和企业家沟通。中国土生土长的企业家,直接对外打交道也不一定听得懂国外人的那一套,国外人也听不懂他们在做什么。所以沟通能力特别重要,就是需要我们这种两边都知道的。
另外,一般国外人了解中国都是说沿海,上海、深圳、北京等等,我们现在就往内地扩张,这部分就得靠我们这样的,敢于到那些比较偏的地方去挖项目。
李建光:我也说两点,第一点,作为中国的VC,我们把决策权拿到中国,LP和顾问委员会被远远地隔在决策层之外,大大地提高了在中国做投资的效率和成功率。
第二点,中国VC跟投资的企业之间的关系很不同。在国外有很严格的法律约定,大家很少有个人的往来。在中国,真是有一种一家人的感觉,这个不一定好,可能有的时候出了问题下手就没那么狠,但是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一个特点。中国VC和创业者之间,相对来说建立了一种更超过商业约束、商业往来的很紧密的关系。我觉得这两点是挺重要的。
王树:现在在中国比较活跃的团队,几乎99%都本地化了。越早本地化的表现越好。中国的历史、文化和政策法律环境有自己的特点。一旦出了问题,我们能够理解双方,提出的建议比较切实可行,这是我们的优势。
周树华:我补充一下。在中国做VC的劳动强度,远远大于在美国等地方,因为中国的一些企业家在某些方面不够成熟,我们要跟他们做很多的工作。交朋友也好、送东西也好,很多很多的工作,劳动强度极大。
但是在中国,最大的魅力在于你可以尝试很多新的行业。
另外,中国未来的市场非常复杂,我们这样的VC大部分还是美元,怎么样跟中国市场融合,什么企业应该拿人民币,什么企业应该拿美元,应该到A股上市,还是到纳斯达克上市,还是去欧洲上市,可能这个以后会更加复杂,当然也会更加国际化,这个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。
中国会否会出现世界级VC?
秦朔:刚才阎炎说,未来的五年是中国VC、PE发展最好的时光。展望未来,你们觉得最重要的趋势是什么?
周树华:VC在其发源地美国也是属于新兴行业。比如VC相关的PE上市现在引起争论,那么说明这个行业都在发展。
所以中国非常幸运,不管今天的创业者也好,VC也好,都非常幸运。中国VC,即使有周期性爆发,我认为不会像美国那样严重,因为现在VC有30%~40%可能未来还要再多投到传统行业。
另外,从资金来源也会更加全球化,同时更加本地化,会有人民币的基金,而且退出也会相对灵活。从长期来看,我相信这是政府非常支持的一个行业。
中国会不会出现世界级的VC?我相信这百分之百没有问题。中国VC的发展是两条线会并重,因为中国是从农业化到工业化,到工业化结束,进入真正的信息化,在这个过程当中,不断地创新。这给VC留下了巨大的发展的空间。
王树:实际上我们有一个公司已经在按照A股的方式走上市程序了。如果没有什么意外,今年就可以上市。另外,很幸运,远光软件是IDG第一个在A股上市的公司。
我相信一个强势经济在世界上已经占这么重要的地位,它的资本市场一旦成熟,也是世界性的,但是有些政策环境,主要是资本项目的开放问题,对VC影响很大。
但是,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国内的LP的不成熟、缺位,他们不懂怎么做LP,我觉得。
李建光:我对前景谨慎乐观。所谓乐观,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,现在经济增长开始转变为消费主导的经济,一些行业,比如说TMT越来越开放,这肯定会有一些很好的机会。
我们IDG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在做这个市场,确确实实经历了几次繁荣到谷底又繁荣的轮回。我们非常期望VC和PE能维持下去,能持久下去。
但投资人也是非常现实的,比如说我们几十亿美元投下去,三四年以后,结果就会显现出来,那个时候不管中国经济是不是跟今天一样的繁荣昌盛。如果我投的钱亏了,对这个市场的兴趣马上就会减弱。
宋安澜:论回报的话,中国的VC肯定是世界级的,至于规模,目前差距还是比较大。
我觉得目前国内做VC还是有不少难处的。举个例子,现在外汇要进来就很困难,有很多项目必须要人民币投,这是我们觉得蛮难的事情。现在我们也在考虑用一些人民币的基金,目前我们觉得是非常有希望的。
当然虽然有各种问题,但是我们总的觉得随着财务环境、法律环境和整个企业家的圈子的壮大,中国的VC肯定是会越做越好,肯定是。